甲骨文诉谷歌安卓系统侵权案二审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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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1-15 15: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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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美国的判决书体例一开始必须由主笔法官破题(尤其在上诉阶段),明确点出全案所要解决的关键争点是什么,然后必须对于整个案件的事实和过程做出一个完整的归纳与总结。(尤其必须交代清楚究竟是谁为了什么去告谁,不能只是抄一下双方的证词)”---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孙远钊教授


温馨提示: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作出的本判决书,体例完整,说理细致,译文长达两万余字,阅读需时较长,供知识产权从业者、爱好者收藏研习~???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上诉人(原审原告):甲骨文公司


交叉上诉人(原审被告):谷歌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美国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法院的上诉

编号: 3:10-cv-03561-WHA

William H. Alsup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裁定日期:2018年3月27日


此版权案件聚焦于合理使用的辩护,在第二次陪审团后返回给我们审判。甲骨文美国公司(“Oracle”) 在美国加州北区地方法院对谷歌公司(“Google”)提起诉讼,声称谷歌在其安卓操作系统里未经授权使用的甲骨文公司的37个Java应用程序编程包(“API数据包”)侵犯了甲骨文公司的专利权和版权。


在第一轮审判中,陪审团裁决Google侵犯了甲骨文在Java标准版平台上的版权,但是在Google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问题上僵持不下。然而最终,地方法院裁决API数据包不受版权的保护而支持谷歌。Oracle上诉到我院,我院认为API数据包受版权保护,Google使用Java数据包不构成合理使用,因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我们决定:恢复陪审团的侵权判决,进一步进行有关Google合理使用辩护的程序以及损害赔偿程序。


Google随后提交了一份关于是否受版权保护的复审申请。最高法院请求副司法部长的意见,他表示支持我们的判决并建议驳回复审。


最高法院在2015年驳回复审。


在第二轮陪审团审判中,谷歌合理使用的辩护占了上风。 在陪审团裁决后,地方法院驳回了甲骨文“JMOL”(事实清楚不需交付陪审团)的请求,并进行了最终判决支持谷歌。Oracle提交了“JMOL”的补充请求,并单独要求新的审判。 地方法院在同一文件中驳回了这两个请求。与这些裁定一致,也没有关于损害赔偿的判决。


甲骨文现在对地方法院的判决以及驳回甲骨文公司的“JMOL” 和新的审判请求的裁定进行上诉。谷歌对最终判决中“保护其保留声明/ SSO不受版权保护的主张”,但对于为什么本法院可以或应该重新审议我们之前关于版权的裁定没有提出任何主张而交叉上诉。


因为我们的结论是,Google对Java API数据包的使用在法律上不公平,所以我们撤销了地区法院驳回Oracle提出JMOL请求的裁定,并发回重审要求对损害赔偿进行审判。我们也驳回了谷歌的交叉上诉。


I.背景


A.  科技


甲骨文的前身Sun Microsystems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开发了供计算机编程的Java平台。甲骨文后来在2010年收购了Sun Microsystems公司。Java平台是一个用Java语言编写和运行程序的计算机软件。它允许程序员编写“在不同类型的计算机硬件上运行而不必为每种不同类型重写它们的程序”。有了Java,程序员可以“一次编写,随处运行”。


Java 标准第二版(简称“Java SE”)平台包括Java虚拟机和Java应用程序编程界面(“API”)等。 Java API是一组“预先编写的Java源代码程序,用于通用的和更高级的计算机功能”。这些API“允许程序员使用预先编写的代码将某些功能构建到他们自己的程序中,而不是编写自己的代码来从头开始执行这些功能。它们是快捷方式。”预编程序被组织成包,类和公式。具体来说,一个API包是类的集合,每一类包含公式和其他元素。 “每种方法都执行特定的功能,使程序员不必从头开始编写Java代码来执行该功能。”


为了包含在程序中某一特定的功能,程序员调用Java的“声明代码”。就像地方法院解释的,声明代码是“声明或定义(i)方法名称和(ii)输入及其类型,如公式所预期的和任何输出类型的源代码行。 “在声明代码之后,每种公式都包括“实现代码”,它接受输入并向计算机逐步指示执行声明功能。


到2008年,Java SE包含了166个API包,分成3,000多个包含30,000多种公式的类。本次上诉的问题是来自Java SE版本1.4和版本5.0的37个API数据包。我们已经得出结论,所涉及的37个Java API数据包的声明代码和SSO有权获得版权保护。


Java编程语言本身是免费的,可以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使用Java语言编写的“62类(和它们的一些公式)必须分布在Java API库中的三个程序包内,这是毫无争议的。 否则语言本身就会失败。“ 任何使用Java编程语言的人都可以编写自己的预写程序库来执行各种功能,这也是无可争议的。


尽管甲骨文让Java平台可以免费获取,用于让程序员们制作应用程序(“APP”),但它设计了一个授权计划来吸引程序员,同时使平台实现商业化。 在关联部分,Oracle向那些希望在竞争平台中使用API或将其嵌入到电子设备中的人收取许可费。 为了保持“一次编写,随处运行”的理念,甲骨文公司对被许可人施加了严格的兼容性要求。Oracle还根据开源许可免费提供叫“Open-JDK”的Java版本。然而,甲骨文主张称,OpenJDK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任何在OpenJDK中对软件包进行改进的公司都必须“将这些更改免费赠送给Java社区。”


有证据表明,甲骨文在2005年之前向7亿台个人电脑授权Java。尽管甲骨文从未使用Java成功开发出的自己的智能手机平台,但它向移动设备授权Java SE。据甲骨文称,“移动设备市场特别赚钱”,并且“Java很快成为了开发和运行手机应用的领先平台。”


B.   Google的Android平台


2005年,Google收购了Android公司,此行为是其开发移动设备软件平台计划的一部分。同年,Google和Sun开始讨论Google获得许可为移动设备使用和改编Java平台的可能性。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一部分原因是谷歌希望设备制造商能够在Android中免费使用Oracle的API且不被限制修改代码,这危害了“一次编写,随处运行”的理念。


陪审团得到的证据表明,谷歌希望迅速开发一个软件平台,能吸引Java开发人员为Android制作应用程序。 Android团队一直致力于创建自己的API,但无法成功完成。 在双方谈判进入僵局后,谷歌选择“可能在途中树敌,但坚持做Java并且捍卫该裁定。“ 毫无疑问,Google逐字照搬了37个Java API软件包的声明代码——11,500行的受版权保护的甲骨文的代码。它还复制了Java API数据包的SSO。Google随后编写了自己的执行代码。


Google于2007年宣布推出其用于移动设备的Android软件平台,且第一批Android手机将于明年发售。Google向智能手机制造商免费提供Android平台,并根据开源许可免费发布源代码供使用。 尽管Google不直接向用户收费,但Android已经从广告中获得了超过420亿美元的收入。甲骨文称,Android的授权策略是“毁灭性的”,导致甲骨文的许多客户转而使用Android。即使一直支持Oracle的客户也将Android列为要求折扣的理由。陪审团得到的证据表明,亚马逊已经获得使用Java的许可证,用于其Kindle平板电脑设备。亚马逊随后发布的Kindle Fire已经转而使用Android,然后在下一代Kindle的发布上利用Android的存在使得甲骨文放出大幅折扣。

 

C.发回重审


在第一次上诉中,我们认为37个API数据包的声明代码和SSO有权获得版权的保护,并指令地方法院恢复陪审团的侵权调查结果。我们还考虑了甲骨文的主张,即按法律规定,它对谷歌合理使用的辩论有权被进行审判。虽然我们发现甲骨文的位置“不是没有力量”,而且谷歌夸大了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我们发现有关合理使用因素的在案证据不够充分,无法使我们解决上诉问题。在过程中,我们指出了各方之间存在的法律和事实上的尖锐争议,包括Google的使用是否具有变革性,是否“包的功能性方面”以及Google“实现商业‘互操作性’的渴望”有利于第二和第三个因素,以及Android是否对Oracle造成市场营销上的损害。我们的结论是,为尊重上诉职能的局限性而要求发回重审。


在第一次上诉期间,Google的Android业务急速扩张。 Android获得了大量新用户和开发人员,Google“发布了适用于众多设备类别的Android修改过的执行器和衍生产品,其中包括小屏幕可穿戴设备(Android Wear),汽车仪表板界面(Android Auto),电视机(Android TV),和与互联网连接的日常设备。


当案件发回地方法院,甲骨文提交了一份补充诉状,增加了自原诉状以来新版Android发布造成的市场营销损害和侵权损害的主张。具体而言,甲骨文宣称谷歌已经推出了适用于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新版Android,并将Android扩展到新的设备类别。谷歌并不反对补充诉求,地方法院批准了甲骨文提交的诉请。但是,当Oracle提供了供解决第一次审判中未涉及的Java SE版权问题的专家报告时,Google开始对这些报告进行反击。


当双方不能就重审的范围达成一致时,地方法院将范围限制在:(1)Oracle在第一次审判中主张的两个版本的Java SE; 和(2)用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Android发布版本。这是谷歌同意接受的之前陪审团裁决的不利侵权事实并且也被甲骨文在其补充诉请中所确定。法院解释说,甲骨文保留在独立审判或程序中起诉谷歌关于其他Android版本和执行器涉及侵权的权利。法院也批准了谷歌要求排除所有关于新的Android产品的证据的诉讼请求。


合理使用的审判开始于2016年5月10日,地方法院将合理使用问题从侵权故意和金钱救济中分离出来。经过大约一周的证据收集和数天的审议后,陪审团裁决Google使用声明线代码和37个API数据包的SSO构成合理使用。


甲骨文主张案件事实清楚不需交付陪审团,地区法院否定了。首先,法院指出甲骨文在陪审团之前规定“考虑到Java编程语言本身是免费的并且向公众开放无需许可使用,所以使用62个必要的类是公平的”。 “法院解释说,”62个'必要的'类在Java API库中没有任何标识(而不是在编程语言中)“,这支持了Google的观点,即Java API库仅仅是编程语言本身的扩展和帮助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认为Java API关于免费和公开的声明是指编程语言本身。“由于Android和Java“首先预设了Java编程语言”,法院指出,合理来说陪审团原本可以认定,“它们共享相同的SSO是更好的,因为它们提供相同的功能,从而保持了使用系统之间的一致性,避免了系统间的混淆。”


地方法院然后考虑了四种法定的合理使用因素中的每一个。


关于第一个因素——使用的目的和性质。法院认为合理的陪审团可以认定,虽然谷歌的使用是商业性的,但它是变革性的,因为谷歌只为移动智能手机集成了选定的几个元素并添加了自己的执行代码。


关于第二个因素——版权作品的性质。地区法院认为,合理的陪审团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声明代码和SSO具有足够的创造性符合版权保护“,他们并不是”富有创造性“,“功能性因素在他们的设计中占主导地位”。


至于第三因素——所使用部分的数量和实质性。法院认为合理的陪审团可以认定“Google仅复制了变革使用所需的合理数量”并且重复的行数很少。


最后,关于第四因素——市场营销损害的因素。法院认为,陪审团“可以合理地认定,在Android中使用的声明代码行(包括他们的SSO)不会对受版权保护的适用于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的作品的市场营销造成损害。法院认定,从给出的记录看,陪审团可以作出有利于任何一方的判决,并且陪审团“处于寻找合理使用的记录的合理范围内”。


随后,甲骨文公司再次提出了“JMOL”请求,并单独请求新的审判,在审判中对法院的若干判决提出质疑。地方法院在同一文件中驳回了这两个请求。至于“JMOL”请求,法院只是表示它驳回了甲骨文重新提出的请求,理由与其驳回原请求相同。 关于重新审判的请求,甲骨文提出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将审判中的证据限制在谷歌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中使用Android,而法院驳回了该请求。


法院还驳回了甲骨文主张谷歌在有关App Runtime forChrome(“ARC”)的探索期间有隐瞒证据的行为,该举动让使用谷歌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运行特定的Android应用程序。法院认定Google在探索期间已经制作了相关文件,无论如何,这些文件涉及的问题都在重审范围之外。


最后,地方法院驳回了甲骨文的主张,即法院的某些证据性裁决是滥用自由裁量权。 法院解释说:(1)从电子邮件中删除了一行,因为它“太煽动且没有基础”;(2)排除了其他文件,因为甲骨文已经将其保留为特权直到审判。


2016年6月8日,地方法院作出了支持谷歌而反对甲骨文的最终判决。 甲骨文及时就地方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包括法院驳回“JMOL”和重新审判的请求。 Google及时对所有不利的命令和最终裁决进行了交叉上诉。


本法院对涉及专利权请求的诉讼中的所有上诉拥有专属管辖权,其中包括引发的非专利问题。由于版权不在本法院的专属管辖范围内,因此我们适用地方法院所在的地区巡回法律,在这是第九巡回法庭。


II.甲骨文的上诉


A、法律框架


Google将37个API数据包的Oracle声明代码和SSO逐字复制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这种复制是否公平。 “从版权保护的萌芽阶段来看,合理使用版权材料的一些机会被认为是实现版权的目的所必需的,”能促进科学和有用的艺术的发展“。正如最高法院在坎贝尔案子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真理中,在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从抽象意义上讲,可能很少有全部是严格的新颖性和原创的。 每一本在文学,科学和艺术方面的书都会借用,而且必须必要地借用,并且使用很多之前众所周知的和曾经使用过的东西。“


合理使用的辩护始于法官制定的教义,并在1976年版权第107条中被编入。它作为版权所有者专有权的有限例外,允许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如果它“用于诸如批评,评论,新闻报道,教学……学问或研究。 “诸如”这一措辞证实,该列名“并非旨在详尽无遗”,而是“提供了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是公平使用的几类活动的一些想法。”

第107条要求根据案情裁定某种特定使用是否公平,并且法规提出了四个需要考虑的非专有因素。”这些因素包括:(1)“使用的目的和性质,包括这种使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或用于非营利性教育目的;”(2)“该受版权保护作品的性质;”(3)同完整作品相比,所使用部分的数量和内容的实质性;”以及(4)“该使用对受版权保护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最高法院警告不要采用鲜明的规则,并强调所有法定因素“都要进行探索,并根据版权目的将结果放在一起。”


立法历史揭示了国会意图 “'重申现有的合理使用的司法原则,不以任何方式改变,缩小或扩大它,并意图使法院继续遵循公平使用的普通法判决的传统。”因此,在平衡这四种法定因素时,法院认为“版权法的促进'科学进步和有用的艺术'的目标是否更好地通过允许使用而不是通过阻止它来实现”。


尽管有这样的指导,合理使用原则一直被认为是“整个版权法中最麻烦的”。它既允许又要求“法院避免严格适用版权法,有时它会扼杀法律旨在培养的创造力。”


因为合理使用是对侵权主张的正面辩护,Google承担证明法定因素对其有利的重担。然而,谷歌并非必须满足四个因素。相反地,当“合理的版权所有者”同意这种用法,当“当时的习惯或公共政策”将该使用定义为合理,“合理使用”就是合适的。


甲骨文在上诉中主张,四项法定因素中的每一项均与合理使用的结果相抵触。 具体

来说,它提出:

(1)Google使用的目的和性质纯粹是为了商业目的; 

(2)Oracle的作品性质具有高度创造性; 

(3)Google复制了11330多行代码,而不是编写基于Java语言的程序所必需的代码; 和

(4)Oracle的客户停止授权Java SE并转换到Android,因为Google提供了免费的访问权限。


 另一方面,甲骨文认为它有权获得新的审判,因为地区法院犯了一些错误,剥夺了它表述案件的公平机会。因为,正如下文所解释的,我们同意甲骨文公司的意见,认为Google的复制根据法律规定不构成合理使用,所以我们不需要处理甲骨文针对重新审判的替代性主张。


B.复审标准


在考虑四项法定因素和任何相关的基本事实裁定之前,我们首先处理我们将为这种因素采用的审查标准。虽然这部分大多数上诉意见提出了容易解决的问题,就像合理使用中的其他许多问题一样,但这里并不完全如此。


这项调查有几个组成部分。 

首先,合理使用裁定的哪些方面是本质上合法的,哪些是事实性的? 特别是,合理使用的最终问题是法律的重新审查吗?

其次,在公平使用确定中,哪些事实问题被涉及,以及在什么标准下这些裁定将被重审?

 最后,虽然双方都没有仔细处理这个问题,但我们在思考合理使用裁定的哪些方面(如果有的话)是由陪审团裁定的。


最高法院曾表示,合理使用是法律和事实的混合问题。然而,仅仅将问题描述为法律和事实的混合问题并不能反映可适用的复审标准。


最高法院最近解释了我们如何确定与法律和事实的混合问题相关的复审标准。具体而言,法院明确指出,上诉法院应将混合问题分解为其组成部分,并根据适当的复审标准对每一部分进行审查。在美国银行,最高法院思考何种复审程度被采用到破产法院关于债权人是否符合“非法定内幕人士”的裁定。


法院认为,该调查涉及三个组成部分:

(1)确定支配提出问题的法律标准以及哪类历史事实与该标准有关; 

(2)查明手边案件中的历史事实是什么; 

(3)评估所认定的历史事实是否满足支配待答问题的法律试验。正如法院解释的那样,这三件事中的第一件是要在上诉中重新审查的纯粹法律问题,第二件涉及“只有明确的错误才能审查”的事实问题。第三是法院称为的“混合问题”。


重要的是,法院指出,“混合问题并不完全类似。”然后法院认为,“对混合问题的复审标准完全取决于回答它是否主要必须包括法律或事实工作。”就如将法律应用到历史事实“涉及发展在其他案件中使用的辅助法律原则时,上诉法院通常应重新审查裁定。”但是,当混合问题需要沉浸在狭义的特定案子的事实问题中,以至于“完全抵制泛化”,那么混合问题复审就会不公正。最终,法院裁决,在破产背景下对争议中的混合问题进行复审应该是不公正的,因为重新审查这个问题对“澄清法律原则或对其他解决其他纠纷的法院提供指导”没有一点帮助。


虽然这可能是最高法院第一次清楚地解释了上诉法院如何分析混合的法律和事实问题,但并不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告诉我们如何分析特定的法律和事实混合问题。换句话说,虽然最高法院并没有像美国银行的做法那样明确地将合理使用调查分为三个分析部分,但它明确表示,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都受重新审查的制约。


在Harper&Row案中,法院解释说:“在这里,地方法院已经认定足以评估每一个法定因素的事实,上诉法院”不需要进一步寻找事实认定,但可以根据法律得出被质疑的使用不符合合理使用版权作品的条件。”。第九巡回法庭以同样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合理使用的问题已被简易判决解决,第九巡回法院将重新审查地方法院的最终裁定。(“道奇公司使用夹子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是法律和事实的混合问题,也是我们重新审查的事实”)。该法院解释说,“因为合理使用是一个事实和法律的混合问题,只要记录足以评估每一个法定因素,我们就可以在上诉时重新考虑从该记录中得出的推论。


当合理使用辩护有道理时,最终问题的处理会被提出。用美国银行的话来说,合理使用问题是一个主要的法律实践。它要求法院根据法规和相关判例法中列出的法律标准来评估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的推论,并确定这些推论呈现的结论。因为,如下所述,合理使用调查中的历史事实通常很少,一般情况下不同案子间也很相似,很少有争论,所以任何一组事实对合理使用裁定的意义绝对不会“抵制泛化”。相反,在一个案例中评估使用是否合理的做法将有助于指导今后所有案件的解决。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得出结论:法院是否对合理使用调查适用了正确的法律标准,是我们重新审查的问题,与任何相关历史事实有关的调查结果是否正确,是我们推定重审的问题,以及使用最终是否公平,我们也要重新审查。


我们已经概述了支配上述合理使用的法律标准。下面我们考虑法院是否在合理使用分析过程中正确实施了这些标准,以及它是否对合理使用问题作出了正确的法律结论。在此之前,我们简要讨论与合理使用调查相关的历史事实,并思考陪审团在确定这些事实方面的作用。最高法院将“历史事实”描述为“外部事件的叙述”。(将有争议的历史事实描述为与“某一特定关系的属性或先前交易的情况和条款”有关的事实)。在合理使用的情况下,历史事实包括版权作品的“起源,历史,内容和被告的使用”。(定义历史事实以包括“谁做了什么,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当被口头辩论询问以确定与合理使用调查相关的历史事实时,甲骨文公司的律师同意他们是“谁,什么,何地,何时,如何,多少。”谷歌并没有质疑这种说法。部分原因是,在大多数合理使用案例中,被告承认他们使用了版权作品,并且“很少有人对版权作品的历史,内容或来源产生争议”。


虽然有些法院曾经把合理使用的整个问题视为事实,并且因此将问题提交给陪审团,但这不是现代观点。自从Harper&Row案以来,第九巡回法院将合理使用描述为“公平的防御”。(“合理使用原则最初由法院制定作为版权侵权的公平防御“)。事实上,最高法院称合理使用为“公平的合理原则”。国会在1976年编纂合理使用原则时也是这样做的。(“[合理使用]原则是一个公平的合理原则,没有普遍适用的定义是可能的,每个出现问题的案例都必须根据自己的事实作出裁定。”)如果合理使用的性质是公平的,那么这个问题是由法官而不是陪审团去裁定,即使其应用方面存在事实争议时也是如此。(“如果辩护本质上是公平的,则当事人无权让陪审团解决有争议的肯定答辩。” )。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的事实裁定将会得到延期复审­——在庭审之前对记录中的明显错误进行评估。


也就是说,最高法院从未澄清陪审团在合理使用分析中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 Harper&Row案涉及一项法庭审判的上诉,因为地方法院认为对版权材料的使用不构成合理使用。因此,法院没有理由讨论陪审团对合理使用的裁定,也没有机会这样做。


也许是因为这种沉默,即使在Harper&Row案之后,包括第九巡回法庭在内的几个法院也继续接受这一事实,即合理使用问题可能会送交陪审团,尽管没有分析它为什么会这样做。(“通过法定合理使用因素的视角观察,审判时提出的证据及其合理推论支持陪审团的合理使用裁决“);(得出大量证据支持陪审团关于合理使用的判决的结论);(合理的陪审团可以得出 “支持合理使用的证据不充足” 的结论);(指出合理使用的辩护交由陪审团裁定);关于版权侵权索赔,在法律规定的四因素分析法下,证据也支持了陪审团对合理使用的裁决)。


然而,第九巡回法院澄清了陪审团在这方面的作用仅限于裁决有争议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推论或结论。例如,在Fisher案中,法院解释说“在本案中没有历史事实是有争议的,双方争议点只有从已承认承认的事实中得出的最终结论。因为在Harper&Row案中,这些判决本质上是合法的,我们可以在不辜负陪审团职能的情况下做出判决。(“与Fisher案件一样”,没有历史事实是有争议的,双方争议点只有从已承认承认的事实中得出的最终结论。(指出“合理使用对陪审团来说通常是事实问题”,但结论是“至少在本案中,合理使用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律问题”)。因此,尽管在第九巡回法院,四因素分析得出的推论和合理使用的最终问题是“本质合法的”,但有争议的历史事实给陪审团带来了问题。在重大历史事实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合理使用可由法庭自行决定。


尽管有这样的判例法,但Google合理使用辩护的各个方面都向陪审团提出,双方都不认为不应该这样做。因此,陪审团不仅被问到历史事实是什么,还有这些事实对合理使用辩护的影响是什么。在第一次上诉期间,谷歌向本法院主张存在与其合理使用辩护有关的重大历史事实的争议问题。正如下面所讨论的那样,双方规定——或者至少不再发生争议——一部分事实,并将剩下有争议的历史事实提交给陪审团重审。陪审团作出了支持Google合理使用辩护的裁定。由于裁定形式——虽然标注为“特别裁定”——但不要求陪审团详细阐述其事实结果,但我们必须假定陪审团解决了与支持裁定的历史事实有关的所有事实问题。不管合理使用结果的存在,我们必须将调查结果分解为各组成部分。然后,我们必须重审历史事实附带的和被质疑的调查结果,以获得实质性证据。(“只有根据法律证据不足时,我们才可干涉陪审团的裁决。”)。


根据最高法院和第九巡回法庭判例法的规定,所有关于合理使用的陪审团调查结果,除了其对于历史事实的认定结果之外,都必须被视为仅提供咨询意见。因此,当我们如果不受第九巡回法庭法律的约束可以评估陪审团在合理使用评估中的作用时,我们继续假设:(1)将问题发送给陪审团是没有错误的,因为第九巡回法庭至少暗示赞同这样做; (2)我们必须重新评估从陪审团认定的历史事实中得出的所有推论以及合理使用的最终问题,因为第九巡回法庭明确表示我们必须这样做。


各方已经确定了与Google使用版权作品有关的以下历史事实:

• 版权作品的历史和来源,包括声明代码是什么;

• 有多少版权作品被复制;

• 是否有其他方式编写API数据包;

• 复制的材料是否用于与原作品相同的目的;

• 该使用是否本质上具有商业性质;

• Google复制作品是否有主观恶意;

• 版权作品是否有功能性方面使其不那么值得保护;以及

• 是否对版权作品产生实际或潜在的市场营销损害。


各方现在同意解决前四个事实问题:

(1)声明代码是什么以及它在Java SE和Android中做了什么,并且所涉及的代码是由Oracle创建的作品; 

(2)多少行代码被复制; 

(3)Google有其他方式编写API数据包; 

(4)Google在Android中使用API数据包与在Java中创建具有相同的目的。

然而,各方对他们确定的其余历史事实有争议。我们在评估与各自的历史事实相关的法定因素的情况下处理这些争议。


C.  应用合理使用因素


因素1:使用的目的和特征


合理使用调查的第一个因素涉及“使用的目的和特征,包括这种使用是商业性质还是非营利性教育目的。这个因素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1)该使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而不是出于教育或公共利益的目的; (2)“新的作品是否是变革的,还是简单地取代原作”。正如下文所解释的那样,第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法律问题。此外正如甲骨文指出的,法院有时还会考虑历史事实是否能够支撑侵权人恶意侵权的结论。我们依次解决每个部分。


a.   商业性使用

对第一个因素的分析需要对使用的商业性质进行调查。对版权作品的商业使用“往往会对合理使用的结果产生不利影响”。然而法院已经认识到,“既然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二级用户至少寻求了一定的从使用中获得的商业收益,不恰当地强调复制者的商业动机将导致对合理使用的过度限制性观点。(尽管在法规正文中提及,但商业性对合理使用调查的有用性很有限;对版权作品的大多数二级使用,包括法定序言中列出的几乎所有用途,都是商业性的。”)。因此,尽管法令要求我们考虑作品的“商业性质”,但“新用户利用版权获得商业利益的程度与作为一部分商人的偶然使用相反,会影响我们将商业本质作为一个因素而承受的重量”。


“无可争议的是,谷歌对37个的Java API数据包中的声明代码和SSO的使用构成了商业目的。”虽然陪审团被指示商业使用影响合理使用的构成,地方法院解释说,评审团“可以合理地认定谷歌让Android开源许可和免费供大家使用的决定也没有商业目的(正如共享软件创新的普遍利益)。”


在上诉中,甲骨文认为Android是“巨大的盈利”,并且“Google在Android中利用Java收获数十亿美元”。因此,甲骨文坚持,合理的陪审团无法找到Android除了“绝对商业性”以外的东西。


谷歌回应说:(1)因为它通过开源许可免费提供Android,陪审团可以得出Android没有商业目的的结论; (2)陪审团可以合理地认定,谷歌的收入来自其预先安装的Android搜索引擎上的广告。这两个主张都没有道理。


首先,Android是免费的事实并不会使Google对Java API数据包的使用变成非商业性。免费给顾客通常不得不购买的东西可以构成商业性使用。(认定“对版权作品进行反复和开发资源的复制,即使该复制品未提供出售,也可能构成商业性使用“)。谷歌可能也有与法律无关的非商业动机。正如最高法院在“国家”杂志刊登的Harper& Row’s书摘录时明确指出的那样,部分原因是为了向公众提供有新闻价值的信息,问题“并不在于使用的唯一动机是否是货币收益,而是使用者是否从没有支付习惯价格的情况下从版权产品的广告推销中获利。”


其次,虽然谷歌坚称其收入来源于广告,而不是来自Android,但商业性并不取决于Google如何赚钱。事实上,“直接经济利益并不需要证明商业使用。因此,我们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假定陪审团认定Google使用API数据包不是绝对商业化的,但这个结论在记录中找不到大量证据支持。因此,谷歌对API数据包的商业使用不构成合理使用。


b.变革性使用


虽然版权法并未使用“变革性”一词,但最高法院已经表明第一个合理使用因素的“中心目的”是确定“新作品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变革性的。”变革性作品“处在合理使用原则的心脏,以保证在版权的限制范围内保证呼吸的空间,新作品变革性越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就越小,如商业化,这可能不利于合理使用的裁定。


如果一个使用“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具有更远的目的或不同的性质,用新的表达方式,含义或信息改变了原本”,这就具有“变革性”。关键问题是“新作品是仅仅超越了原创作品还是改为添加新的东西。”这一调查“可能以第107条序言中给出的例子为指导,着眼于使用是否用于批评,评论或新闻报道等。” “最高法院已经认识到,与其他评论和批评的作品一样,讽刺作品本身的性质往往具有充分的变革性,以确定符合合理使用的例外情况。”


“虽然变革性是合理使用的关键因素,但作品是否具有变革性经常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事实上,一篇关于此话题的核心论文曾惋惜对变革性检验的频繁滥用,抱怨变革性已经成为一个“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事情”的共同标签。”


为了具有变革性,二级作品必须用新的表达方式,意义或信息来改变原作,或者提供与原作不同的新的目的。如果使用“是为了与[版权所有者]相同的内在目的。。 。这种使用严重削弱了声称的合理使用。”


虽然“变革性的使用不是裁定合理使用的绝对必要条件,但为了促进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版权的目标通常是通过创作变革性作品来促进的。”因此,“新作品越具有变革性,其他因素如商业主义的重要性就越小,这可能会影响合理使用的裁定。”重要的是,在第九巡回法庭中,作品是否具有变革性是法律问题。(解释效仿——一种得到确认的变革性使用类别——“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公众的多数意见问题)”;(重新评估使用是否具有变革性以及决定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地方法院在驳回“JMOL”请求时解释说:“当然,复制的声明在两个作品中都具有相同的功能,因为根据定义,在Java编程语言中的声明代码服务于相同的特定明确目的。”然而,法院认为,陪审团可以合理地认定Google选择了一些但不是全部的Java API数据包——当新的执行代码被用于移动智能手机设备的受限操作环境“,以及Google为移动智能手机平台编写的新的”方法,类和包“——构成了新的上下文,赋予重复代码新的表达,含义或信息“。


在上诉中,甲骨文认为Google的使用不具有变革性,因为它没有以“新的表达,含义或信息”来改变API数据包。“因为Google承认它以相同的目的使用API数据包,所以Oracle坚称陪审团或法庭裁定谷歌已经充分改变API数据包以战胜其高度商业性使用是不合理的。


谷歌回应说,合理的陪审团可以得出结论,Google使用一小部分Java API数据包以在新的上下文中创建一项新作品——“Android,智能手机平台,而不是台式机和服务器。”谷歌认为,尽管声明和SSO可能在Android和Java中实现相同的功能,但陪审团可以合理地认定它们有不同的目的,因为“Android的重点是为智能手机创造开创性平台”。


谷歌的辩论是没有道理的。正如下面所解释的那样,Google对API数据包的使用在法律上不具有变革性,因为:(1)它不符合第107条序言中列出的使用; (2)Android中的API数据包的目的与Java平台中数据包的目的相同; (3)Google未对版权物品的表达内容或信息进行修改;以及(4)智能手机不是一个新的上下文。


首先,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我们转向第107条序言中给出的例子,“使用是否用于批评,评论或新闻报道等。” Google对Java API数据包的使用不符合法定类别,否则谷歌不会主张证据。相反,谷歌援引索尼计算机娱乐公司诉Connectix公司案,认为“第九巡回法庭已经认定了其他类型的使用——具体包括计算机代码的使用是合理的。“在索尼案中,法院认定,被告对索尼受版权保护的微软系统进行逆向工程和中间复制“是为了获取索尼软件中未受保护的元素的合理使用”。法院解释说,索尼的软件程序包含无保护的功能元素,被告只能通过反向工程访问这些元素。被告使用这些信息创建了一个软件程序,让消费者可以在他们的电脑上玩为索尼游戏机设计的游戏。


法院认为,被告的使用只是“适度变革”,其中:(1)被告创建了“全新的产品”以“全新的代码”,并且(2)实行中间复制以”生产将会兼容的产品“。正如甲骨文公司指出的那样,即使索尼公司的“适度”变革水平也比谷歌在这方面做得更具变革性:逐字复制代码以吸引程序员去谷歌的“新的不兼容的平台”。


无可争议的是,API数据包“在两种作品中都起到相同的作用”。正如甲骨文公司所解释的,与变革性使用相关的历史事实也是无可争议的:声明代码是什么,它在Java和Android中的作用是什么,计算机开发人员如何看待它,Google花了多少钱并添加了什么,添加的代码干了什么,以及为什么Google使用声明代码和SSO。事实上,谷歌承认,“包括声明代码(及其相关的SSO)是为了开发人员的利益,熟悉Java编程语言的人对语言的API数据包有一定的期望。”Google创建了声明代码和SSO的完全副本并将这些副本用于与原始材料相同的目的的事实“严重削弱了所声称的合理使用”。(发现“警长部门创建了RUMBA软件的完全副本......并且将这些副本用于与原始软件同样的目的,”这种使用并不具有变革性)。(指出被指控的侵权人仅仅是为了“避免苦差事来制作新鲜的东西”,任何“公平的主张......因此而减少”)。


谷歌认为,Android是具有变革性的,因为Google有选择地使用了166个中37个Java SE API数据包中的声明和SSO,并编写了自己的执行代码。但是,仅仅选择版权作品的选段,本身并不具有变革性。(“仅仅从LANS的9分钟影片长度中摘录最具视觉吸引力的节录,不能说是增加了新的东西。 “)。虽然如下所述,复制作品的数量与合理使用调查一般有关,但必须考虑到所复制材料的质量和重要性,而不仅仅是其相对于整体作品的相对数量。否则就意味着只要剽窃者停止复制整个作品,逐字复制就可以被视为合理使用。这种做法与既定的法律不一致,且尤其令人困扰,如同在此,所复制的部分在质量上很重要。(认定从超过20万字的手稿逐字逐句复制300字不是合理使用)(“物质必须有真实的,实质性的凝结,以及在上面赋予智力劳动和判断;不仅仅是剪刀的简单使用;或重要部分的提取,构成原始作品的主要价值“)。


Google编写自己的执行代码与使用API数据包是否具有变革性的问题无关。正如我们在之前的上诉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剽窃者可以通过展示他有多少是没有剽窃的来请求宽恕”。相关的问题是Google是否更改了它所复制的“原创作品的表达内容或信息”——而不是它是否重写了它未复制的部分。(解释说,在用户“不改变原作的表现内容或信息”的情况下,作品不是变革性的)。也就是说,即使涉嫌侵权的作品“几乎没有对原作进行实质性更改或未对原作作出任何评论”,只要新的表达内容或信息是显而易见的,它就会“通常被视为具有变革性”。然而,在这里,并没有证据显示新的执行代码以某种方式改变了声明代码的表达或信息。虽然谷歌的使用可能是变革性的,如果它已经将API数据包复制用于其他目的(例如教授如何设计一个API),仅仅复制材料并将其从一个平台移动到另一个平台而不改变不是变革性。


谷歌在上诉中的主要论点是,Android是变革性的因为Google将37个API数据包的声明和SSO合并到了一个新的上下文——智能手机中。但记录显示,在Android进入市场之前,Java SE API数据包就在智能手机中。具体而言,Oracle提供了证据证明Java SE之前就位于SavaJe手机中,并且Oracle将Java SE授权给其他智能手机制造商,包括Danger和Nokia。由于JavaSE已经在智能手机中使用,Google没有将版权材料“转化”为新的上下文,任何合理的陪审团都无法得出其他结论。


无论如何,将材料转移到新的上下文中本身并不具有变革性,即使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上下文”。(认定戏剧中受版权保护的喜剧套路“谁是第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逐字地使用“并不具有变革性,因为这种戏剧”没有让套路附加任何新的表达,含义或信息“,也不添加任何新的戏剧性目的)。正如先前所解释的那样,只有当使用用于不同的目的或改变原始作品的“表达,含义或信息”时,使用才会变成变革性的。因此,“法院一直不愿意认定合理使用当原始作品只是在不同的媒体上转播时。”因此,虽然格式的改变可能是“有用的”,但它“在技术上不具有变革性”。(认定通过电话线转播有版权的无线电传输作品不具有变革性,因为没有新的表达,含义或信息)。


第九巡回法院指出:“只有在被告改变原告的版权作品或在不同上下文中使用原告的版权作品以使原告的作品转变成新的作品时,”使用“才被视为具有变革性。”例如,在Perfect10案中,法院认定Google使用版权图像的缩略图具有“高度变革性”,因为“尽管图像可能最初是为娱乐,美学或信息功能而创作的,搜索引擎将图像转换为将用户指向信息源的指针。“尽管法院讨论了上下文中的变化(将受版权保护的图像转移到电子参考工具中),但它强调Google“在新的上下文中使用这些图像以达到不同的目的”。为了得出这个结论,法院重申,“即使制作一份作品的完全副本,只要副本的功能与原作不同,就可能具有变革性”。因此,很显然,仅仅在上下文中的变化在Perfect 10案中不是决定性的;相反,上下文的变化促进了目的的变化,这使得使用具有变革性。


在某种程度上,任何对版权作品的使用都会在与原作略有不同的上下文中进行。当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可以认定什么时候一个使用是变革性的。但是,像这里,复制是逐字的,为了相同的功能和目的,并且表达内容或信息没有改变,只是格式有改变(例如,从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到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按法律规定是不足以构成变革性使用的。


c. 主观恶意


在评估“目的和性质”因素时,第九巡回法庭采用“声称合理使用的一方必须以通常符合诚信和公平交易原则的方式行事的一般规则”。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基于Harper & Row案的事实,即最高法院明确指出,“合理使用的先决条件是‘诚信为本’和‘公平交易’。”这也是部分正确的,因为正如第九巡回法庭所言,应该禁止一个恶意行事的人援引合理使用的公平辩护。(将所谓侵权人的“不良行为”视为“他援引合理使用辩护的障碍”)。


根据这一权威以及在甲骨文的要求下,地方法院应该指示陪审团可以考虑谷歌作为第一个合理使用因素评估的一部分是否具有恶意。而且,由于甲骨文公司被允许提出表明谷歌有恶意的证据,法院允许Google证明其善意。


在庭审期间,甲骨文公司提出的证据表明,“Google认为复制Java API作为加速器是必要的,这样才能更快地将Android推向市场”,并且知道它使用Java需要许可证。对于Google来说,它提供了证据表明它相信声明代码和SSO是“可以免费使用和重新执行的,无论是作为开发人员的实践,还是因为Java API的独立执行的可获得性增强了Java编程语言的流行,这是Sun公司提倡的让所有人都可以免费使用。”鉴于这种相互矛盾的证据,地方法院发现陪审团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谷歌将Java API的部分内容用作加速剂是基于善意相信至少声明代码和SSO可以免费使用(它曾经使用过),而执行代码(它没有使用过)需要许可证。”


甲骨文公司在上诉中主张有充分证据表明Google有意复制了甲骨文的版权作品,并知道它需要许可才能使用Java。谷歌回应说,陪审团听取了足够的基于行业习惯而证明谷歌诚信的证据,并有权信任这些证据。


但是,恶意行为可能会影响合理使用的判定,抄袭者的诚信却不能有利于合理使用的判定。事实上,第九巡回法庭已明确承认:“被告的无辜意图不构成对侵权责任的辩护”。因此,如果之前陪审团认定合理使用单独或甚至主要是因为它赞成了谷歌的动机,即使他们是恶意的,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结论是不正确的。但是,由于Google的诚信证据与反驳其恶意的证据有关,并且不反对陪审团对此或任何其他问题的指示,我们必须假定陪审团根本没有找到有说服力的Google恶意的证据。并且,我们注意到,仅仅“被拒绝许可使用作品并不会影响合理使用的认定。”(”如果使用是合理的,那么不需要被授予许可。“)。


最终,我们发现,即使假设陪审团不信服Google的行为是恶意的,这种使用的高度商业性和非变革性本质强烈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第一个因素与合理使用的认定相抵触。


因素2:版权作品的性质


第二个因素——版权作品的性质——“当结果是前者是复制的作品时合理使用将更难以建立,则要求承认某些作品比其他作品更接近有意的版权保护的核心。”这个因素”决定着作品是否具有信息性或创造性。(“法律通常认为事实作品比虚构或幻想作品更需要传播”)。创造性的表达“属于版权保护目的的核心内容。”虽然“软件产品不是纯粹的创作作品”,但版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是公认的。(“1980年版权法修正案明确地将版权保护扩展到计算机程序”))。


在此,地方法院认为陪审团可以得出结论,即设计API数据包的过程是“高度创造性的”,“因此是版权保护的核心”,或者它可能“合理地走了另一条路,并得出声明代码不具有高度创造性的结论。“尽管陪审团听取了谷歌自己的专家证词,称API设计是“艺术而非科学”,但其他证人强调了声明代码和SSO的功能性作用,并将创造性方面降至最低。因此,地方法院得出结论,“陪审团可以合理地认定,尽管声明代码和SSO具有足够的创造性而符合版权保护的条件,但功能性因素在其设计中占主导地位。”


在上诉中,甲骨文公司强调设计API数据包是一个高度创造性的过程,并且数据包的组织不是按功能强制执行的。事实上,这个法院已经认定,所涉及的37个API数据包的声明代码和SSO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原创性,具备版权保护的资格。据甲骨文公司称,地方法院错误地认为,由于API数据包具有“功能性角色”,因此他们无法发挥创造力。


然而,正如谷歌指出的那样,我们在第一次上诉中认定的是,声明代码和SSO具有足够的创造性,可以提供“最低程度的创造性”,这是版权所要求的。我们还认识到,合理的陪审团会认定“数据包的功能性方面”与“Google的合理使用辩护”有关。”发回重审时,Oracle规定部分声明是使用Java语言所必需的,并且没有提供证据来解释陪审团是如何区分这些声明与其他声明的功能和创造性。谷歌坚称它提供的证据表明,声明代码和SSO具备功能性,并且陪审团有权相信这些证据。


尽管有争议的37个API数据包涉及某种程度的创造性是很明确的——并且没有合理的陪审员不同意这一结论——但合理的陪审员可以得出功能性因素既实质又重要的结论。根据假设的事实认定,我们得出第二因素有利于合理使用的结论。


然而,第九巡回法庭认识到,第二个因素“在整体合理使用平衡中通常并不是非常重要”。(认定“帽子里的猫和它的中心人物所体现的创造力,想象力和独创性使合理使用的天平倾斜”);其他巡回法庭同意。(“这个因素在确定合理使用争议方面很少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在这里扮演着不重要的角色。”)此外,我们注意到,允许这一因素在所有涉及软件抄袭的案件中指示合理使用的结论可以有效地否定国会的明确声明——大约四十年不变——该软件是受版权保护的。因此,虽然陪审团认为版权作品的性质有利于合理使用的认定,但对整体分析的意义不大。


因素3:所用部分的数量和实质性


第三个因素着重于“用于版权作品上下文而不是侵权作品部分的数量和实质性。”事实上,法定语言明确表示”仅仅因为它对侵权作品不具有实质意义不能得到宽恕。“大部分侵权作品是从原作品中逐字复制的事实证明了复制材料的质量价值,无论是对原创者还是对试图通过营销其他人的版权表达而获利的剽窃者。因此,虽然“批发复制本身并不妨碍合理使用,但复制整个作品会妨碍合理使用的认定”。但是,与相反的内容没有关系——即,向版权作品添加实质性内容并不是证明被复制的内容是非实质性的或不重要的证据。


根据第三个因素进行的调查“是灵活的,而不是简单地确定所使用版权作品的百分比。”第九巡回法庭解释说,这第三个因素考虑到与使用的理由有关的原始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价值。在复制的部分具有定性意义的情况下,复制作品的百分比不是确定的。(“鉴于片段的表达价值及其在侵权作品中的关键作用,我们不能同意第二巡回法庭的看法,即该杂志花费了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限量的福特原创语言。'“第九巡回法庭认为,谷歌是正确的,“即使当他复制整个作品时,这个因素也不会对被指控的侵权者构成威胁,如果他没有超过他预期的使用所需的数量。”但第九巡回法庭只是说,在预期的使用是变革性时是正确的,因为“许可复制的程度随着使用的目的和性质而变化”。在这里,我们认定Google的使用不具有变革性,Google已经承认它可以编写自己的API数据包,并且其复制的目的是为了让Android对程序员有吸引力。在Google所依赖的案例的上下文中,“必要”并不仅仅意味着更容易。


在评估因素三时,地方法院解释说,“陪审团可以合理地认定Google复制了37个API数据包中的最低限度,仅仅足以保持系统间使用的一致性,即仅限于声明和他们的SSO,并且不复制任何执行代码“,因此Google”仅在合理需要的情况下才复制”。法庭在得出这一结论时指出,陪审团可以认定Google复制的代码行数“仅为版权作品的百分之一(Android甚至更少)。”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结论在记录上是合理的或充足的。


在发回重审时,双方规定只需要170行代码来编写Java语言。然而,Google毫无疑问地复制了11,500行代码——比用Java编写的需要多11,330行代码。谷歌超出必要的复制对合理使用的认定不利。(发现抄写员“使用原创作品远远超出必要”,“这个因素不利于合理使用”)。而且,虽然谷歌强调它只使用了一小部分Java(在Java SE库中大约288万行代码中的11,500行的声明),但它完整地复制了37个API数据包的SSO。


地方法院强调谷歌希望“保持系统间的一致性”,以“避免Java程序员之间在Java系统和Android系统之间混淆”。然而,正如我们在之前的上诉中所指出的那样,谷歌并没有试图促进其平台与Oracle的Java平台之间的任何“系统间一致性”。而且Google并不依赖于上诉中的任何互操作性主张。谷歌希望“利用在使用Java API数据包上软件开发人员已经过培训且经验丰富”。但是,为了充分利用受版权保护作品的普及或满足预期客户的期望,不存在固有的复制的权利。因为软件开发人员熟悉版权材料的这些方面,让他们为受到那些相同的开发人员的欢迎而设计一个类似的作品,这不是合理使用。(复制最著名和最受认可的作品“获得关注”或“为避免苦差事而做新鲜事”)不是合理使用。


即使假设陪审团接受了谷歌关于它仅复制一小部分Java的辩论,但没有合理的陪审团可以得出结论:复制的内容在质量上微不足道,特别是当复制材料对创建Android平台很重要时。 Google在向陪审团解释API数据包对希望吸引的开发商的重要性时承认了这一点。事实上,谷歌自己的专家承认,“谷歌利用现有的开发者社区尽量减少新材料的数量并最大限度地增加现有知识是一个商业实践”,尽管Google也承认它可以不同地编写API以实现相同的功能。出于这些原因,我们认定第三个因素充其量在合理使用调查中保持中立,并且对结果不利也是可争辩的。


因素4:对潜在市场的影响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关注“使用对版权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这个因素反映了合理使用“仅限于被他人复制而不会严重损害复制的作品的市场性”的观点。它要求法院“不仅要考虑所谓的侵权人的特定行为所造成的市场损害的程度,还要考虑被告不受限制的和普遍的侵权行为是否会对原始作品的潜在市场造成实质性的不利影响。”


最高法院曾经说过,第四因素“毫无疑问是合理使用最重要的因素。”然而,在Campbell随后的意见中,法院强调,四项因素中没有一项可以被孤立地看待,并且“根据版权的目的,所有的都将被探索,并将结果放在一起。”(“历史上,第四个因素被认为是合理使用分析的核心,尽管最高法院似乎已经放弃了这一立场。”法院还解释说:“市场营销损害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且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不仅会随着伤害的数量而变化,而且也会随着其他因素显示的相对强度而变化。”


第九巡回法院最近表示,当某种使用是“商业性而非变革性”,可能市场损害可以被推测出来。据称这一推定可追溯到美国索尼公司诉大学城工作室有限公司,最高法院在其中指出:“有意的使用如果用于商业利益,[未来危害]的可能性可能被推定。但是,如果是出于非商业目的,就必须证明可能性。“最高法院此后明确说道,市场影响”不低于其他三个因素“,只能通过”敏感的利益平衡“来解决”。索尼早些时候的解释是错误的。(在Campbell后警告过分强调市场损害的推定)。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明确应用最高法院的先例,而不是最近的第九巡回法庭的相反陈述。


在评估第四个因素时,法院认为不仅损害版权作品的实际或潜在的市场,还会损害“潜在衍生品的使用市场”,包括“原创作品的创作者一般而言会开发或许可他人开发。”(“对已建立的市场造成损害不能剥夺版权所有者开发作品替代市场的权利”)。因此,法院可以考虑挑战的使用对传统的,合理的或可能成为发达市场的潜在许可收入的影响。


与调查相关的事实是,版权所有者有独占权利来确定“何时”,以及是否或以何种形式将版权作品发布到新市场,无论是自己还是通过许可协议。事实上,第九巡回法庭已经认识到“即使在其有生之年不愿发表其作品的作者”有权获得版权保护,因为:(1)“相关考虑因素是'潜在市场'”; (2)“他有权改变主意。”(注意只有版权所有者“有权进入该市场;是否选择这样做完全是他的事情” )。


在这里,地方法院认为,陪审团“可以合理地发现,在Android中使用声明代码行(包括他们的SSO)不会损害用于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的版权作品的市场。”为了得出这个结论,地方法院指出,在Android发布之前,Sun公司以OpenJDK的名义使所有JavaAPI数据包可以免费获取和开放源代码,仅受一般公共许可的约束。据地方法院称,评审团可以得出结论:“Android对版权作品的市场影响与Sun通过其Open-JDK期望的结果相同。”


甲骨文在上诉中主张,谷歌抄袭造成的实际和潜在损害的证据是“压倒性的”,并且按照法律,地方法院在作出结论时犯了错误。我们同意。


首先,就实际市场危害而言,证据表明Java SE在Android发布之前已经在包括早期智能手机在内的移动设备中使用了多年。具体来说,陪审团听到了Java SE已经在智能手机包括Blackberry,SavaJe,Danger和Nokia上使用的证词。Android直接与Java SE在移动设备市场上竞争足以削弱Google的市场损害辩论。就平板电脑而言,证据显示Oracle为亚马逊Kindle授权Java SE。然而,在Android发布之后,亚马逊面临两个竞争选项——Java SE和Android——以及选定的Android。陪审团还听说有证据表明亚马逊后来使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Android可以自由协商获取很大的折扣以在较新的电子书阅读器中使用Java SE。 换句话说,该记录包含了大量证据表明Android被用作Java SE的替代品,并对市场产生直接影响。 鉴于这种实际市场损害的证据,没有合理的陪审团可以得出结论,认为Google的复制对甲骨文公司没有市场损害。

即使在安卓系统推出时,甲骨文是否在智能手机中授权Java SE也存在争议,而且“合理使用关注潜在的,而不仅仅是实际的市场损害。”因此,尽管地方法院专注于市场,但它发现Oracle已经进入了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它应该考虑Google的复制如何影响潜在的市场,甲骨文可能会进入或衍生出它可能创造或许可其他人创造的衍生品。将Java SE许可于具有更高处理能力的智能手机是这种潜在的新市场之一。而甲骨文和谷歌进行漫长的授权谈判的事实表明,甲骨文正试图授权其作品给移动设备(包括智能手机)。因此,智能手机是传统的,合理的,或可能成为发达市场。


谷歌认为,合理的陪审团可以得出结论:Java SE和Android没有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因为甲骨文:(1)不是设备制造商; (2)尚未建立自己的智能手机平台。这两个论点都没有道理。 Oracle从未构建智能手机设备按照法律并无关联,因为潜在市场包括许可他人开发衍生作品。甲骨文尚未开发智能手机平台的事实与法律无关,因为正如甲骨文提出的,即使版权所有者没有立即计划进入市场或者未成功进入,市场也是一个潜在市场。即使假定合理的陪审团可能没有发现目前的市场损害,但证据无可争议地显示,至少甲骨文公司打算在智能手机中授权Java SE;记录中没有证据支持任何相反的结论。由于法律承认并保护版权所有者进入“潜在市场”的权利,因此仅凭这一事实足以确定市场影响。


鉴于有实际和潜在损害的记录证据,我们认为“谷歌不受限制和普遍的行为”将导致“对原始产品及其衍生品的潜在市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因此,第四个因素对甲骨文公司非常有利。


平衡四个因素


在对所有四个因素进行了具体案例分析之后,我们必须“根据版权的目的”对这些因素进行权衡。我们得出结论,允许谷歌在商业上利用Oracle的作品在本案不会推进版权的目的。虽然谷歌可以通过开发自己的API来促进创意表达和创新,或者通过授权使用Oracle的API来开发新平台以实现版权目标,但它选择了复制Oracle的创意性成果。在竞争平台上逐字复制版权作品并将其用于与原作相同的目的和功能是不可能合理的。


即使我们忽略了记录证据,并假定Oracle尚未在智能手机上下文中授权Java SE,但智能手机无疑是一个潜在的市场。 Android的发布有效地取代了Java SE作为甲骨文版权作品的供应商,并阻止甲骨文参与开发市场。这种替代使用本质上是不合理的。

在这个记录中,第一和第四因素对合理使用结论的不利影响很大,而第二因素则有利于这样的结论,第三因素充其量是中立的。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得出结论认为,Google使用37个API数据包的声明代码和SSO在法律上并不合理。


我们并不认为在涉及复制计算机代码的行为中永远不能坚持合理使用辩护。事实上,第九巡回法庭已经明确表示一些这样的使用可以是合理的。我们认为,考虑到与此处涉及的复制有关的事实——与索尼和世嘉公司的问题有所不同——谷歌复制和使用此特定代码在法律上是不合理的。


III.GOOGLE的交叉上诉


谷歌从地区法院的最终判决中交叉上诉仅仅是“保护其主张即声明/ SSO不受版权法保护”。具体来说,谷歌认为声明代码和SSO是:(1)根据17U.S.C.§102(b)是一项无保护的“操作方法”,因为它们允许程序员操作预先编写的Java语言程序;和(2)服从合并原则。我们在第一次上诉中解决了这些针对Google的问题,裁定所涉及的37个API数据包的声明代码和SSO有权获得版权保护。


Google没有向本法院请求重审,而是提交了一份请求书,要求最高法院确定我们对版权的裁定是否有误。甲骨文回应了请愿书,最高法院邀请副检察长表达美国的观点。政府同意甲骨文的计算机代码是受版权保护的,并且最高法院于2015年6月拒绝了谷歌的请愿书。


谷歌既不会在受版权保护问题上寻求专家组的救济,也不会就此提出任何论点。我们仍然相信,我们早期的版权决定与国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多次指导一致。因此,我们对谷歌的交叉诉求并无帮助,因此无需裁决。


IV.结论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得出结论认为,Google对37个Java API数据包的使用在法律上是不合理的。因此,我们撤销了地方法院驳回甲骨文公司提出JMOL请求的裁定,并裁定对损害赔偿进行审判。地方法院可以确定合适的媒介,以考虑有关Android额外使用的侵权指控。我们驳回了Google的交叉上诉。


撤销并发回重审,驳回原告交叉上诉

无诉讼费用。


注:本文长达两万余字,由泽大所周恬恬翻译、鲍婷婷校对,同时得到了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孙远钊教授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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